侠的诞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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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曾有说,每一个男孩的心中,都有过一个武侠梦。诚然,在我们最烂漫、最热血的那个时候,我们都曾幻想过自己是侠,或在城破之时一人冲入敌阵,以身殉国;或在历经万险后击败了魔头,救出心爱的女孩。现在想来或许会为年少的轻狂无知发笑,但那就是真实的自己啊,又有哪个男孩能够否认自己曾经的梦想呢?

  虽说每个男孩子都幻想过成为“侠”,但什么是真正的“侠”呢?彼时懵懂的我们很少思考这个问题,我们可能会认为武功高强的就是侠,会认为代表正义的就是侠,实则这与真正意义上的“侠”是有出入的。我认为,“侠”不仅是一个人或一类人,更是诞生在民族血脉中的一种信念的具象。


  若想谈“侠”的诞生,就不得不向“侠”这个字的源头追溯。根据《史记·游侠列传》对“侠”的评说,侠是“不爱其躯,赴士之阨困,千里诵义者也”,可以说是一个以“义”为名,为了帮助他人成就大义,可以舍弃自己家财甚至生命的人,诸如为赵氏抚孤的程婴、刺杀侠累的聂政。古人眼中的侠不见得有多么高强的武功,不见得有多么显赫的家世。正所谓“仗义每多屠辈”,他们可能只是社会中的小人物,身卑名微但是讲求义气。一言概之,春秋战国时期的古人认可的侠是具有义薄云天品质的人。

  随着时代的变迁,人们的认识也发生了改变。在唐代兴起的传奇话本中记载的“侠”与春秋战国时期又有所不同。如人们非常熟悉的昆仑奴、红线等人物形象,他们的行为给我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不仅来源于他们的怀义报恩,更来自于他们的神秘。那个时期的侠已经初现了与我们认知更加相符的特征——高强的武功和神秘的身份。在这个时代行侠不再是“屠狗辈”能做到的事,唐宋时期的侠具有神秘色彩,与普通人渐渐拉开了距离,是一个出类拔萃的群体。

  在现当代,港台武侠文学和大陆新武侠所描述的侠另具特色。金庸先生借着笔下人物郭靖之口,说出了他对“侠”的认识: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。”如果说之前的“侠”还限于对部分人做出贡献,属于“小侠”,那么这个时候的侠就是真正的“大侠”了。无论是郭靖杨过。还是陈家洛袁承志,他们都以为国家和百姓的奉献、以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成侠的标准。或是抗金抗元,或是反清复明,他们是一群有着远大抱负、深明民族大义的侠客

  时间推移,“侠”在人们的心中的形象不断演变,一言概之是一个义薄云天、出类拔萃、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群体。侠的诞生不仅与群体的自身特点相关,更与所处的社会大景有着密切关联。高晓松在《晓说》中曾经谈到他所向往的两个时代:春秋战国与民国。这两个时代可以说是乱世,但正是因为“乱世出英雄”,春秋战国与民国是大师辈出的时代,也是侠客辈出的时代。

  春秋战国时期的侠的诞生与当时的文化背景密不可分,甚至可以说百家争鸣直接推动了侠客群体的出现,尤其是两大显学——儒家和墨家。虽然墨家消亡已久,但是从墨家遗留的典籍中,墨侠的做为依旧可以被后人稍见端倪。墨侠为了实现“兼爱”、“非攻”而呼吁双方停战、帮助弱国守城,电影《墨攻》对这些作出了生动的诠释。虽说电影墨家全军覆没的结局与史实不符,但是反而能折射出墨侠们舍弃生命、义薄云天的品格。与墨侠相似,儒侠的心中也有坚定无比的信念,从某种程度上说,孔子就是历史上的第一位儒侠。出于对信仰的坚守,孔子克服艰难险阻周游列国,为推行古制不懈努力,虽然其做法与历史潮流相悖导致了必然的失败,但是其“侠”的精神却呐喊出了时代的最强音,奠定了“朝堂为圣,江湖为侠”的儒家做派,影响深远。

  相较于春秋战国时期的义士,民国时期的侠更关心政治。他们多化身成刺客,他们是一个在“朝堂”上失意的群体,所以流入“江湖”,为远大的政治抱负而做为。在西学东渐新思潮的影响下,青年人浑身的血液同头脑一起发热,高举民主自由向满清、北洋军阀所代表的封建社会宣战。民国的“侠”由于其特殊的背景,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的侠都要热血。民国的大背景成就了那一代的“侠”,他们的名字叫做陈寅恪、李大钊;民国一代的“侠”决定了当时的历史走向,它叫做近代化、新民主主义。时代与“侠”往往就是这样塑造了彼此。

  所谓“侠文化”,是民族血脉中的集体无意识,我们可能并没有可以追求所谓的“行侠仗义”,但是我们的文化基因却会唤醒我们心中的正义感。所以,当老人摔倒的时候总会有人去扶,当有人落水的时候总会出现无名英雄。“侠”自诞生的那一刻就深深植根于我们的血脉之中了,对于这种文化,我们理当燃起民族的自豪感,用言行、用信念,甚至用生命去守护。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,斯已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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